知音更胜钟子期

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果你不认识他，那么即便走在街上迎面撞个满怀，你也决然不会想到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者，却是当今研究《清明上河图》绕不过去的人。他曾成功复制《清明上河图》，被誉为“下真迹一等”；他曾为维护《清明上河图》的完整“力战”故宫专家，并被从北京到香港的各大媒体密切关注和深入报道，在海内外掀起过轩然大波；而他对《清明上河图》的开创性解读，则成了今日众多解说《清明上河图》的蓝本。

上网搜索，会发现解读千年名画《清明上河图》的文章和视频特别多。这些文章的作者以及视频中的解说者，既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也不乏已经名满天下的名家、大家，其中不少文章和视频生动有趣甚至活灵活现，但是如果有人读过二OO五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的话，就会发现，近年来网上所有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文章和视频，其核心内容和观点，几乎都与此书有关或者干脆就直接出自这本书。

(资料图)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位老者，他的名字叫王开儒。

王开儒今年虚岁八十整，唐山人，一直居住、生活在这个城市。由于疫情再加上其他原因，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跟王开儒先生见过面了。日前，我和他通了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当谈起《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仍然那么富有激情、滔滔不绝，对我所请教的哪怕一个边边角角的问题也都予以耐心的答复。他谈起《清明上河图》来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足可使人误以为他简直就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然而，事实上，他早年毕业于昌黎农校，毕业后在滦南县农林局工作，停薪留职前为河北省引滦入津工程局的一位副处级干部。

王开儒自小爱好文学和艺术，十四岁那年考上昌黎农校，业余时间经常泡在昌黎县文化馆里看书、参加文化活动。彼时昌黎县的文化氛围很浓，王开儒说，这和大诗人田间曾经下放到昌黎有关。十六岁那年，王开儒参加了昌黎县文化馆举办的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写出了一篇叫做《王老七苫坯》的小小说被学校广播站播出，很让他激动了一阵子。与文学一样在王开儒心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的是绘画。喜欢文学和绘画的王开儒不上课的时候除了去文化馆、书店，就是转集市去看看能否发现可买的旧书。有一天，他在一个小胡同里，从一个偷偷摆摊的人那里，发现了两本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湖社月刊》，那上面有李唐的画，还有明代仇英本的《清明上河图》局部。那个印刷太精良了，上面许多古画的魅力一下子就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两本书要八块钱，而他每月的伙食费也只有六块钱，兜里钱不够，他飞快地跑回学校，向同学借钱，凑够后又飞快地跑回去，终于把这两本书买到手。

这两本书王开儒随身携带，没事就翻看，《清明上河图》的概念从此就种在了王开儒的脑子里。随后，他知道了《清明上河图》的原作者是北宋末年的张择端，于是他对照能够找到的黑白版的印刷品，开始了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文革”前，那两本《湖社月刊》被一位同事借去，“文革”一来，恐惧至极的同事慌不择路，竟然将这两本书付之一炬。到现在谈及此事，王开儒的那种痛心和遗憾依然是很强烈的。

由于身体的原因，一九八七年，经单位批准，王开儒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回家后，他萌发了为《清明上河图》做点什么的想法。他知道《清明上河图》原作藏在故宫，便打定主意，争取申请进入故宫，复制《清明上河图》。在一般人看来，这个想法未免有点荒唐：你王开儒又没干过印刷之类的工作，怎么复制古画？《清明上河图》是国宝级文物，你有什么资格获得接触《清明上河图》的机会？

王开儒为此经商两年，积累了复制古画所需的必要资金。然后利用唐山陶瓷业发达的有利条件，借鉴了当时陶瓷印花的最先进技术，并将陶瓷印花技术与一般印刷技术相结合，研究、摸索出了一整套复制古画的独特技艺。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一九九O年，王开儒带着小儿子王怀飞，登门拜访故宫，请求复制故宫藏画。故宫也有对部分藏画进行复制的需求，但由于当时计算机技术还比较落后，尚未应用到书画复制方面，而一般传统的复制技术又往往难以达到故宫对复制古画的要求，所以，故宫也需要高水平复制工匠的出现。恰在此时，王开儒来了。故宫办公室主任听了王开儒的自我介绍，被王开儒的勇气打动，向领导做了汇报。根据领导批复，故宫在考察了王开儒的全面情况后，与之签订了复制故宫藏画的协议。复制程序是极其严格的。一九九三年，王开儒首先复制成功了齐白石的一幅梅花；一九九四年又成功复制了南宋李唐的《采薇图》；一九九七年，当王开儒持复制的《清明上河图》进入故宫，在故宫众多专家面前，将自己的复制品与原作放在一起两相比较时，专家都惊呆了。故宫副院长杨新称，王开儒的复制本“是迄今最接近原作真貌的复制珍品”；故宫书画组组长潘深亮说：“没办法，他复制得的确好，可以是‘下真迹一等’了，而不是乱真的概念，除了没有包浆，就跟真迹一样，神韵色泽也一样......解放以来，故宫多次组织强大的人力、物力对《清明上河图》进行复制，还精印了很多印刷品，但是无论笔墨还是赋色都与真迹相差较远，不是火气不褪就是景物失真或者色泽误差，这是一个老大难，可是王开儒解决了。”

成功复制《清明上河图》圆了王开儒几十年的一个梦，但圆梦过程之艰难也许只有王开儒和一直跟随他的小儿子王怀飞心里最清楚，远了不说，就说在复制过程中，几经失败，在自然光下与原作反复校对，数易其稿，废画烧了三推车，最后只挑出了四张成品。

近千年间，《清明上河图》历经坎坷却没有被毁，实属万幸，但如果因被视为国宝而深藏不露，原作风采不能为更多的人所领略，恐亦非作者张择端的初衷。王开儒的成功复制，给人们提供了接近国宝原貌的更多机会，不管于后世观众还是于近千年前的作者张择端而言，实在都堪称一件功莫大焉的壮举。

按说，至此，王开儒与《清明上河图》的缘分就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岂料，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导致风波骤起。

在复制《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早就已经熟悉了《清明上河图》的王开儒，惊讶地发现在距卷首八十厘米处，从以前的《清明上河图》印刷品中看到过一头驴的身子不见了，似被人刮去一般。如果换了别人，对此问题也许不会在意，再说了，复制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喜悦已足够余生享用了，何必再多事去关心故宫现藏原作上少了一个驴身子的问题。但王开儒不行，他对《清明上河图》太熟悉了，感情太深了，另外就是他这个人太执着了，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不然对不起千年国宝。

历经周折，王开儒终于搞清了原委。一九七三年，故宫重新揭裱《清明上河图》时，主持揭裱的副院长杨伯达称：卷首稍后，在汴梁市郊的店铺林立的街衢上，一队扫墓后匆匆返回的轿骑，其前导的一马突然发情狂奔，在此惊险关头，一老翁赶忙抽身欲抱蹒跚学步的幼孙，原在老翁背后木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时补绢余画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一九七三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       原来如此。

但王开儒不同意杨伯达的观点。王开儒认为，故宫一九七三年删去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尖嘴立牛”，而是一头典型的处于发情期的壮年母驴。此处绢素残破，可能是张择端画到这里时曾进行过改动，即便不是张择端本人改动而是后世接笔，亦接得合理有据。 再看对面铺子下那个张嘴嘶叫、四蹄翻刨的牲畜，体小耳大，立鬃不垂，屁股后面有一根后鞦棍儿，正是一头膘肥体壮的公驴而非马的特征。之所以戴着后鞦棍儿，是因为驴的体型前窄低、后高宽，不管驮人还是驮物，都必须在屁股后面加此棍儿以防前滑，而骡马体平，则不需要。由此，也足以证明，发情母驴右面那块墨迹模糊处，亦是早年不知因何原因被刮去的一头公驴，而绝不是杨伯达所谓“前导的一马”。

王开儒的解读是，这一段的画意应为在嫩柳初绿的道上，一富户十余人扫墓归来，在街口与一对也是扫墓归来的夫妇不期而遇，女人骑一头公驴在前（已残缺），男人赶驴在后，女人骑的公驴发现路边老者牵的那头正处于发情期的母驴，于是立即向母驴狂奔，把骑驴的女人掀翻在地，而此时母驴斜对面铺子下的那头公驴亦欲挣脱缰绳奔向母驴，如三驴到了一起，牵母驴老者面前正在蹒跚学步的小童必有生命之虞，因此牵驴老者吓慌了，一手狠拽缰绳，一手忙招小童躲闪。其他人则有的侧顾，有的追赶，有的呐喊救援。

王开儒说，从这一段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张择端对农村生活洞察入微，所以才能把世俗生活表现得如此生动传神，令人拍案叫绝。然而，就是这样堪称生花妙笔的一段画面，竟然被疏于农村生活的故宫专家以“尖嘴立牛”“殊碍原画意境”为由给破坏了。

王开儒向故宫提出自己的质疑并请求故宫纠正，但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视《清明上河图》如神圣的王开儒异常心痛。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件事更使得王开儒坐立不安。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著名学者郑振铎，著名书画鉴定家、故宫研究员徐邦达、著名画家刘凌仓先后称，故宫所藏《清明上河图》似为残卷，后半截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被人割去了。本乎此，有人就按照臆想补画了“残缺”的部分，而故宫不仅居然郑重其事地接受了所谓补全卷，并且在各大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发布了消息。

虽然家人和朋友力劝王开儒不要以一己之力同文物权威和故宫专家硬杠，但他不为所动。他遍访各类书店、书画市场、博物馆，搜寻各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和海内外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文章、著录、图片，研究宋史，特别是宋代汴京一带的民俗，亲赴张择端的故乡山东诸城和《清明上河图》的场景发生地河南开封，对照古籍实地考察当地地理，向饲养员、配种员、兽医、大学教授、船工、驾长等虚心求教，历时五年，终于写出并于二OO二年发表了《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文，以无可辩驳的气势、旁征博引的证据、令人信服的推导、细致入微的解析，空前清晰地揭示出《清明上河图》清明出城祭扫的主题、双向倒叙的结构、虹桥乃全画的高潮、全画至目前结尾处戛然而止，以及从元明清对《清明上河图》的假临摹真伪造到今天“不该删的删了，不该续的续了”而使这一国宝级古画所蒙受的千古奇冤。

当王开儒为《清明上河图》大声疾呼的时候，有相关领域的专家站出来仗义执言。二OO四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马业协会秘书长杜玉川在《中国书画报》发表文章《<清明上河图>首段删掉的家畜是驴》，从专业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故宫专家“尖嘴立牛”的观点。二OO五年，中国纺织科学院研究院测试中心出具意见，认定故宫专家认为的明末清初人在“尖嘴立牛”处所补绢于四百倍显微镜下观察与原绢并无区别，亦推翻了故宫专家的说法。“大获全胜”的王开儒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专心著述，于二OO五年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书，不仅廓清了《清明上河图》千年流传的脉络和真相，而且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全面而深入地解析了《清明上河图》长卷，为其后的人们进入《清明上河图》这一经典巨作提供了最好的导引。

王开儒和《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以及他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引发了人们对了解《清明上河图》和王开儒本人的浓厚兴趣，包括北京王府井书店在内的许多地方曾热情邀请他前往讲解《清明上河图》，每逢这时，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从小就顶礼膜拜的这一千年经典，不管多忙，他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欣然前往，已经虚岁八十了的今天依然如此。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传说尽人皆知，而张择端和近千年之后王开儒的缘分似乎比之“高山流水”更加轰轰烈烈、感人至深。这真是：

古画图里会天机，

谜团重重费解析。

卅年奔走为国宝，

知音更胜钟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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